天才这个词并不陌生，但要说起天才最早要追溯到1869年。
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写了本《遗传天才》，翻遍一堆家族谱系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天才就像身高一样，能遗传。他觉得家里出过名人的，后代也容易出牛人。
这想法搁今天看挺扯的，但架不住它开了个先河，人类开始正儿八经研究，为啥有些人脑子就那么好使。
后来研究分了两派。一派拿着智商测试到处筛小孩，想从娃娃里挑出未来的大神。1921年，心理学家特曼挑了1528个智商135以上的孩子，跟踪了一辈子。结果呢？这些孩子长大后大多成了律师、医生、教授，过得挺好，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没出。反倒是两个当年被筛掉的娃，后来拿了物理诺奖。
而另一派研究历史上的大神，分析他们的成长轨迹。结果发现，天才这东西，真不是孤立冒出来的。
就像有学者说的，“天才总是成群结队来”。古希腊那帮哲学家扎堆出现，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凑一块儿，不是没道理的。
可我们为啥总盼着下一个天才？简单来说，人天生就想找领路的。
在不确定的时代，这种念头更强烈。经济起起伏伏，技术变来变去，大家心里没底，就盼着有个大神能站出来，一巴掌拍出一条明路。
牛顿推万有引力那会儿，一个人坐在苹果树下，灵光一闪，就改写了物理课本。爱因斯坦1905年搞相对论，也是靠脑子里跑思想实验，没用什么昂贵设备。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，太有张力了。
媒体也爱推这种叙事。扎克伯格从宿舍起家，马斯克造火箭，听起来都像开挂。
如果非要给中国找个牛顿、爱因斯坦式的人物，钱学森绝对绕不开。
28岁就成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，36岁当上麻省理工终身教授。
那会儿他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。参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早期工作，搞出“卡门-钱公式”，还设计过洲际空间飞机的概念。美国火箭学会都登过他的照片。
可1950年，他决定回国。
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麦卡锡主义横行，他被扣上“共产党员”的帽子，关了5年。直到1955年，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交涉下，才带着老婆孩子坐船回来。
回国后，陈赓大将问他：中国人搞导弹，行不行？
钱学森那句话说得很硬：“外国人能搞的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？难道中国人比别人矮一截？”
当时国内一穷二白，要啥没啥。他就带着一帮年轻人，从画图纸开始，硬是把导弹、卫星一个个搞了出来。1966年“两弹结合”试验，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，站在发射架下，火箭出了凹陷，他反复演算后拍板：发射！
那以后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中国有了“两弹一星”，有了航天大国的底子。
有意思的是，钱学森晚年反复强调，别叫他“中国导弹之父”、“中国航天之父”。更是直言“xx之父，并不是什么好话。”
1990年，他专门写信解释这事，信里写得很实在：“原子弹、氢弹、导弹卫星的研究、设计、制造和试验实际是几千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协同合作的成果，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自的创造。”
他还拿美国打比方：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开启了原子弹研制，但没人叫爱因斯坦“原子弹之父”；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计划，也没人叫他“原子弹之父”。
在钱学森眼里，航天工程是成千上万人干出来的。他总说自己“只是恰逢其时，做了个人应做的一些事情”，功劳归于党、归于集体。
这话不是客套。他清楚得很，搞系统工程，靠一个人再天才也不行。
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中国的天才叫什么？
如果非得找个人物，钱学森绝对够格。他的科学贡献摆在那儿，家国情怀也摆在那儿。
但相比比名字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。
钱学森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后来被媒体提炼成“钱学森之问”：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
他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回顾自己求学经历时，他特别怀念北师大附中的日子。校长林励儒搞了一套“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”的教学方法，启发兴趣、不死读书、不搞题海战术。国文老师董鲁安、化学老师王鹤请、数学老师傅仲孙，各有各的特色，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到了加州理工，冯·卡门主持的学术研讨会，不管你是权威还是研究生，一律平等发言。这种学术民主的氛围，让他学会了探索未知。
所以天才从来不是凭空蹦出来的。需要好老师启发，需要自由讨论的氛围，需要容许失败的土壤，还需要一帮人齐心协力托举。
至于下一个牛顿，下一个爱因斯坦，甚至下一个钱学森，会在哪儿？谁都不知道。
但只要咱们不把天才当神供，不把功劳只记给一个人，而是老老实实搞教育、扎扎实实做科研、开开心心让年轻人折腾——那天才，迟早会成堆地冒出来。
就像钱学森当年说的，这是“千万人的事业”。
参考资料：
怎樣正確看待“天才”？——中国评论新闻网
何为科学家精神？钱学森用五次人生抉择给出答案——科普中国
钱学森：“××之父”一词不是好话——红色文化网
